“亲眼看到幸福的人，竟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 | 契诃夫逝世120周年

界面新闻记者 | 董子琪

界面新闻编辑 | 黄月

如今，我们的生活和幸福与契诃夫的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吗？

在俄国作家契诃夫逝世120周年之际，我们或许可以借由他写于生命最后阶段的几篇小说，走近这位关心生活与人心的作家。

“我看见了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心心念念的梦想显然已经实现，他的生活目标已经达到，他所渴望的东西已经到手，他对他的命运和他自己都满意了。不知什么缘故，往常我一想到人的幸福就不免带一点哀伤的感觉，这一回亲眼看到幸福的人，我竟然生出一种跟绝望相近的沉重。”

在写于1898年的短篇小说《醋栗》中，契诃夫讲述了一位汲汲营营、存钱筹备以过上田园生活的知识分子的故事。他在城里的税务局做抄写工作，成日梦想着能拥有一个醋栗庄园。农艺书和报纸上的房产广告成为了他的最佳消遣，他常常一边翻看，一边在脑中构想花园的幽径、花卉、水果、池塘里的鲫鱼，想象自己在太阳底下睡觉，在绿草地上吃饭，喝着自家的白菜汤。但不知为什么，他想象的每一个安乐的庄园里都有醋栗的形象。当他跟有钱的寡妇结婚实现了愿景，终于尝到到了有些酸苦的醋栗时，他的幸福却仿佛带有某种沉重或不安的成分。小说借由他的兄长之口道出了这种幸福实现后的失衡：

“我们看见人们到市场上去买食物，白天吃饭，晚上睡觉，他们说废话，结婚，衰老，心情契合地送死人到墓园去。可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那些在幕后什么地方正在进行着的人生惨事，我们没看见，也没听见。……可是生活早晚会向他露出爪子来，灾难早晚会降临，疾病啦，贫穷啦，损失啦，到时候谁也不会看见谁，谁也不会听见他。”

契诃夫检视幸福的卑劣、平庸与自私：幸福的人不会管那么多，他们仍然无忧无虑地生活下去，日常的小烦恼微微激动着他，就跟微风吹动白杨一样，真是天下太平。

《醋栗》与著名的《套中人》事实上是系列小说。《契诃夫手记》记录了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在最初的版本里，主人公就是在税务局供职、梦想着田园生活的“胆小而吝啬”的人，二十五岁、四十五岁过去了，他仍然在工作，直到六十岁，他才辞职买下了带有小池塘的领地。在得到微不足道的幸福后，他生了重病并死去。

在正式发表的版本中，契诃夫改写了故事与主角性格，他不再反思他幸福的卑劣，反而显得心满意足。这篇小说引起了评论家的注意，他们认为，《醋栗》与《套中人》遵循着共同的思想原则：《醋栗》的生活似乎是由尼古拉·伊凡内奇那样的套中人主宰的社会环境，他是那个小小世界的活生生的代表。

类似《醋栗》与《套中人》的人物还有很多。契诃夫在手记里随笔写过一个渴望生活却不知道怎么办的人，“他渴望着生活，但是，他以为这就是要喝上一杯酒，于是他喝了葡萄酒。”就像格罗莫夫的《契诃夫传》所揭示的，契诃夫发现，人的内心世界紧密又敏感地与环境和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这种生活会吞没精神，就像《带小狗的女人》里，主角突然无法忍受与同事的关于鲟鱼的对话，内心爆发：

“多么无聊的夜晚，多么没趣味的、平淡的白天啊！狂赌，吃喝，酗酒，反反复复讲老一套的话，不必要的工作和老套的谈话占去了人的最好的那部分时间，最好的那部分精力，到头来只剩下一种短了翅膀和缺了尾巴的生活，一种无聊的东西。仿佛关在疯人院里或苦役连里。”

同时，契诃夫更倾向指出产生心灵痛苦或疾病的客观原因和外部前提，因此，人物看到的、听到的东西具有充分的现实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比，契诃夫的人物的外部生活更现实。 

契诃夫在小说《带小狗的女人》中揭示了生活的双重性。主角认为自己具有双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跟熟人和朋友的生活完全一样，银行里的工作、俱乐部的争论都属于这种生活；另一种是暗地里的，凡是重大的、有趣的、真诚的、没有欺骗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当中。他期望的爱情也发生在暗地里。当他终于向那位女性确认了自己的爱情，却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头发已经花白，他已经变得这样苍老、这样难看了，他所触摸的生命还是温暖美丽的，可是已经临近凋谢。

这篇小说对爱情和女性气质的观察富有讽刺色彩，在男主角的回忆里，过往遇到的女性都是缺乏真诚的，她们长得很美，说过多的话，表情冷冰冰，可是脸上忽而会掠过一种猛兽般的贪婪神情，“她们具有固执的愿望，想向生活索取和争夺生活所不能给予的。”爱情起初都是轻松可爱的，过后却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大问题，最后令人难以忍受。

写于同年的《宝贝儿》对于女性气质和妻子之爱有更鲜明的描摹，作品描写了一位“老得爱上某个人”的女人。早先她爱爸爸，后来她爱他的法语教师，跟剧院经理结婚后，剧院变成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剧院经理死后，她迅速爱上了一位木材商人，并再次对木材生意头头是道，完全忘记了剧院。女人是怎么爱上明明普普通通的丈夫还死心塌地的？“假如我嫁了出去，用不到两天功夫一定会逃出来，但是所谓女人会安居在丈夫家中，正好像她从小就生活在那里一样，”契诃夫在札记里写。

《宝贝儿》获得了许多好评，作家托尔斯泰称它为契诃夫最好的作品之一，为家属和客人都朗诵过这篇小说。托尔斯泰认为，契诃夫意在嘲笑宝贝儿这个可怜人，他将契诃夫的意图解释为当代思想对作者的影响：写《宝贝儿》的契诃夫沉浸在理论里，萦绕在他脑际的是些模糊的概念，例如关于新女性、男女平等的概念，妇女也该头脑发达，学问渊博、独立自主地工作——契诃夫在开始写的时候，试图证明女人不应该这样，托尔斯泰推测道，可是写着写着感情还是占了论断的上风。

如果结合契诃夫的手记，我们会发现，他对于这种源源不断的、看似高尚自然实则庸俗的爱，有着深刻的讽刺：

“她们之所以大谈科学、文学、潮流，不过因为她们是学者和文人的妻子姊妹而已，她们如果是警察局长或牙科医生的妻子姊妹，她们也会热心地去谈救火与补牙的。”

人们热衷于猜测《宝贝儿》中这一女性形象的原型，就像猜测《跳来跳去的女人》的背后也有真实生活的人物（故事呈现了一位热衷艺术、极其乐于结交艺术名流的女性形象，令他与俄国画家列维丹绝交，因为后者认为契诃夫是在暗讽自己与某位女性的关系）。托尔斯泰的女儿在日记里承认，她从《宝贝儿》中看到了自己，甚至觉得害臊。事实上，很多女性都从契诃夫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就像传记所阐释的，这或许是因为她们有终结的尘世生活同《跳来跳去的女人》和《宝贝儿》这些无穷无尽的艺术生命吻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