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晓。MIT的两位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与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人共同获得这一奖项，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阿西莫格鲁是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热门人选，此次获奖并不令人意外。其他两名获奖者约翰逊和罗宾逊都曾与阿西莫格鲁合作著书。
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曾合著《权力与进步：我们在技术与繁荣上的千年斗争》（Power and Progress: Our 1000-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曾合著《国家为何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狭窄的走廊：国家、社会和自由的命运》（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 Society,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专制与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等3本书。
“缩小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主席雅各布斯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获奖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的重要性。”
瑞典皇家科学院评委会表示，三位学者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社会制度的持续差异导致了一些国家繁荣而另一些国家贫穷。他们认为，包容性的制度将给每一个人创造长期利益，而汲取性制度只为掌权者带来短期利益。
阿西莫格鲁、约翰逊和罗宾逊通过研究欧洲殖民者在美洲各殖民地引入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制度，证明了制度与繁荣间的关系。他们还提出了理论工具，解释为什么制度的差异会持续存在，以及制度可以如何变化。
具体而言，研究者发现，被殖民地土著人口的密度越大，对殖民者的抵抗可能越大，而人口相对稀少的地区对殖民者的抵抗越小。同时，更多的土著意味着更多的廉价劳动力，人口稀少的被殖民地则意味着可剥削的劳动力更少。这导致越来越多的欧洲殖民者搬到人口稀少的殖民地，并建立有包容性的经济制度，以激励定居者努力工作，并在新家园投资。这也导致了定居者对政治权利的要求，以使他们能够分享收益。
殖民制度最初的差异是导致如今不同地区繁荣程度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在最贫穷、人口最稀少的地方，欧洲殖民者引入或保留了促进长期繁荣的制度；在最富裕、人口最密集的殖民地，制度更具掠夺性，不太可能为当地人口带来繁荣。这种相对繁荣的逆转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最贫穷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引入了有助于长期繁荣的社会制度。在工业革命之后，这意味着曾经最贫穷的前殖民地变成了最富有的殖民地。图源：诺贝尔奖官网
由此可见，欧洲定居者的数量直接影响了殖民制度的类型。欧洲移民越多，建立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的可能性越大。
获奖者还证明，导致制度差异的另一因素是定居者社区中疾病传播的严重程度。据殖民时期的死亡统计数据，疾病的发病率与当前的经济繁荣有很强的关联。在对欧洲人最危险的疾病流行的地区，也是当前研究者所发现的经济体制失调的地方，这些地方最贫穷，同时腐败严最严重，法治最薄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对他们有利，欧洲殖民者建立或保留了压榨性的制度。这为当前全球各国财富差异的解释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
获奖者解释政治制度形成和改变情况的模型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关于社会中资源如何分配以及谁掌握决策权（精英还是大众）的冲突；二是大众在某些时候有机会通过动员和威胁统治精英来行使权力，社会中的权力因此不仅仅是决策权；三是承诺问题，即精英的唯一选择是将决策权移交给民众。该模型曾被用来解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欧的民主化进程。
获奖者的理论框架研究了政治制度是如何形成和改变的，该框架有三个主要组成部分:A)精英和大众之间的冲突;B)大众有时能够通过动员和威胁统治精英来行使权力；C)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承诺问题。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诺贝尔经济学奖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当时，瑞典中央银行（Sveriges Riksbank）为纪念诺贝尔奖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立了经济学奖。自1969年至2023年期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共颁发55次，诞生93名获奖者，其中3位女性获奖。其中，最年轻的获奖者是2019年的获奖者之一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时年46岁；最年长的获奖者是2007年的获奖者之一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时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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