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里尼如同一位困惑却不加评判的生活观察者-成都旅游攻略网

【编者按】

费德里科·费里尼，电影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导演之一，被广泛认为是一位令人捉摸不透的故事讲述者和充满想象力的造梦大师——在他的电影里，“一切都有可能发生”。彼得·邦达内拉在《费里尼的电影》这本艺术传记中，以一种理性而满怀激情的方式试图带领我们进入费里尼充满奇遇和幻象的电影世界。作者的论述涵盖了费里尼的整个职业生涯，将他的导演成就与他在法西斯时代的漫画家和笑料作者的工作，以及他为新现实主义电影担任编剧的经历联系在一起。同时，邦达内拉以敏锐的洞察力，探讨了许多容易被忽视的与费里尼的电影相关的主题，如文学、政治与女性主义。尽管面临的任务是阐释一位专注于构建神秘梦境与混沌现实的艺术家，但正如费里尼本人所说，邦达内拉“成功地重现了电影艺术表现力的各个方面”。本文为该书前言，澎湃新闻经浙江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费德里科·费里尼

我是一个说谎者，然而是诚实的那种。人们指责我不以同样的方式讲述同样的故事。但这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编造了整个故事，重复自己的故事对我来说似乎很无聊，对别人也不友善。

很多人一直不厌其烦地说我是个说谎者，但是其他人也说谎，而我总是从别人那里听到关于我的弥天大谎。我本可以否认，而且我也尝试了。不幸的是，由于我是个说谎者，因此没有人相信我。

我是个不赞同“贴标签”的人。据我所知，标签只属于行李箱，在艺术领域则毫无意义。

影评人最令人称奇的地方，莫过于他们将上百年前的批评方法用在百年前不可能存在的作品上。

费德里科·费里尼在评论界的声誉，早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他的电影大获成功时就已奠定。他的多部作品的上映，成了欧洲作者电影崛起的重要里程碑，十年间，即使未能取代，也至少挑战了好莱坞的霸权。在大众眼中，费里尼的导演形象是有创造力的巨星和充满想象力的魔术师，这一点恐怕不同于任何一位战后时期的电影导演。他的名字成为幻想和旺盛创造力的代名词，甚至从未看过他电影的人也这样认为。费里尼的诸多电影，像是《大路》《卡比利亚之夜》《甜蜜的生活》《八部半》《爱情神话》《阿玛柯德》等作品，更是将几乎不可能并存的原创艺术天赋和创纪录的高票房相统一。

在准备写作这本酝酿多年的书时，我尝试着将费里尼的这些个人作品恰当地安放在意大利文化的美学和学术语境之中。虽然费里尼经常被评论者和批评家们描述为一位擅于魅惑的公众人物，一个狂妄的拉丁裔天才，缺少欧洲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批判性思维，但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却能不断地预见到电影品味和知识趋势的转变。如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说，不同于许多在死后才被充分理解的伟大艺术家，今天的公众和评论家们可能“不再”完全理解费里尼。昆德拉认为，费里尼独有的电影风格之所以遭到当代评论界的忽视，是因为在这样一个被媚俗文化和大众媒体所主宰的时代中，导演个人的幻想世界无处安放。费里尼的电影正是旨在将当代观众们沉迷的大众文化去神秘化——这种批判性的运作过程，不过揭示了“文化的声音总是越来越难以被听见，人们一点一点地失去了思考、质疑、发问、审视事物意义、感受惊奇以及原创的能力”。

要完全理解费里尼漫长职业生涯的复杂性，我们必须简要地审视费里尼的艺术起点以及法西斯时期的意大利流行文化为他提供的想象力源泉。此外，仔细观察费里尼转向导演之前作为编剧所度过的岁月，可以清楚地了解他随后执导筒时许多重要的审美取向。直到《甜蜜的生活》，费里尼的电影创作都是以相对传统的模式发展，作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最初的探索者，他在当编剧时对这一颇为重要的电影流派也贡献良多，充分探索但也最终耗尽了这一历史资源。我将按时间先后顺序来梳理费里尼的早期职业生涯，而在《八部半》之后，费里尼转向了完全不同类型的电影创作，我会围绕关键性的主题来整合导演在后期职业生涯中的表现。在研究费里尼的电影上，这样的归纳方法会比传统的编年方式更具启发性，因为它着力强调了费里尼近期电影中那些最具原创性的部分，这在阐述费里尼元电影的第四章中得以凸显；第五章将聚焦费里尼在《爱情神话》与《该死的托比》中对文学资源的独特运用，这两部影片都无法被定义为传统认知中的“改编”；一些评论者认为费里尼对社会和政治问题毫无兴趣，这一老生常谈将在第六章对《阿玛柯德》与《管弦乐队的彩排》的讨论中被检验；第七章分析《朱丽叶与魔鬼》《卡萨诺瓦》与《女人城》，将探究费里尼如何表现性与女性这一复杂问题；最后，第八章关注费里尼的最新电影《月吟》，揭示它与费里尼早期的“诗意电影”的观念和影像之间的关联。我所有的观察和评论都是基于原始意大利语版的电影，虽然我也会参考在意大利境外发行的加上字幕或者另外配音的版本。

如同一位困惑却不加评判的生活观察者，费里尼从不说教布道或者居高施恩，从不摆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所说的那种“站在枝头高处的诗人（a poet on a perch）”的姿态。更重要的是，费里尼认为自己是一个艺人和讲故事的人，而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以电影的视觉经验能够多大程度地激发观众的情感回应来评估自己的作品，而不是考虑某一意识形态立场的逻辑论证或者理性阐述如何成功地提升观众的认知。费里尼的电影允许我们跟着导演一起回溯本真，用藏在每位成年观众心中惊奇又新鲜的孩童视野来欣赏他所创造的世界，这是极难能可贵的。然而，尽管费里尼渴望永远保持想象力的青春期，但他的作品所建构的电影叙事的复杂性却必然被视为当代意大利文化最优秀的“智性”成就之一。这一悖论也将在本书中得到详细探讨。